本报记者|季晓莉据海关总署12月8日发布的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同时增长，比2024年同期增加20多个。新的贸易方式、新的商品正在催生国内国际更大更新的市场。例如，12月3日，义乌海关宣布，2025年浙江义乌跨境电商进口清单量已突破1亿单，创历史新高，实现从“千万”到“亿”的跨越，成为义乌“买全球”的重要增长点。这里汇聚了121家跨境电商企业，义乌海关在义乌综合保税区推出“无感卡口”智慧监管措施，高峰期卡口车辆可实现“零停留、秒放行”。再如，近年来，越来越多中欧(中亚)班列频繁往返于中国和中亚各国间，将沿线分散的产业紧密串联、高效聚合。蜂蜜、啤酒、糕点等越来越多的中亚特色商品正快速进入中国市场；而陕西康佳智能家电60%以上的货物都搭乘中欧班列“出海”。在霍尔果斯，口岸启动“智慧铁路口岸+属地快速通关”改革，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0%以上。站在“十四五”收官之际看“十五五”开局，中国跨境贸易和投资有哪些新动向？“十五五”跨境贸易新趋势：新旧动能转换12月8日，上海华模科技有限公司在法国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旁的飞行训练中心，将空客A320D级全动飞行模拟机交付给法国Simaero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制造的全动飞行模拟机首次进入欧洲市场，也标志着中国飞行模拟技术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商务部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近日在第111期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超过1/3，制成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在2024年已接近65%，能源矿石产品的拉动作用正进一步下降。全球贸易的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加快，集成电路、载人汽车等高技术、高附加值商品的占比正在快速上升。“随着‘十五五’时期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演变，中国的新商品有望继续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导力量。”梁明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带来三个层面的变化。一是人工智能(AI)投资加速，将导致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全球资本品，以及芯片、存储芯片等中间品的跨境贸易量持续扩大；二是AI智能终端的快速迭代，如智能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眼镜等产品的更新换代，将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推动“AI+消费电子”产品的跨境贸易量扩大；三是能源革命将推动当前世界能源转型，直接导致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设备以及锂电池等储能设备的跨境贸易量显著增加。“今年以来，我国芯片、汽车、船舶等新动能产品增速迅猛，尤其是芯片产品。前10个月机电产品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近期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因需求放缓拖累了出口增速，但中间品出口表现强劲，2025年前三季度占比达到47.4%，创历史新高。资本品占比也在稳步提升，后续也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梁明表示。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41.21万亿元，同比增长3.6%；11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万亿元，同比增速回升至4.1%，外贸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其中，包括“新三样”、船舶在内的机电产品是出口主力，增长8.8%，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0.9%。中国加速国际化开拓全球南方新市场日前，英国《金融时报》旗下投资研究刊物《外国直接投资情报杂志》发布报告说，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国际化进程，中国位居“2026年有望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来源份额的经济体”榜单首位。报告说，如今，字节跳动、吉利控股、比亚迪、京东、海尔等企业与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共同跻身全球项目数量最多的中国企业行列，通过国际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市场，推广尖端产品。报告援引世界贸易中心协会执行董事罗宾.范皮延布鲁克的话说：“2026年，全球贸易的重心将发生决定性的南移。拉各斯、圣保罗、孟买和迪拜等新兴枢纽将与传统的西方中心相抗衡，迫使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适应多中心秩序。”近日在北京大学国发院、南南学院举办的第45期承泽论坛上，北大国发院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表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深化。“目前，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进口中的占比已超过高收入经济体。虽然在出口方面，高收入经济体仍是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但与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的差距逐年缩小。预计未来5~10年，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亦有可能超越前者。”据统计数据，2000~2023年，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资本品出口中的占比从16.5%升至41.5%，反映出这些国家正步入工业化进程，需要从中国进口资本品以推动工业发展。同时，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进口原材料中的占比也从14.4%大幅上升至69%。王敏认为，这表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经济互补性：中国自南方进口原材料蜗牛配资，并向其出口资本品。当前中国年对外投资额已超1700亿美元，这是全球产业转移现象的体现。本轮转移呈现“四面开花”态势，中国企业同时投资东南亚、非洲、中亚、南美等地，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与贸易壁垒的双重影响。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标志中国从“引资大国”到“投资大国”的重大转变。早年我国对外投资以采矿、石油等资源类为主，但如今制造业海外投资占比已远超过采矿业。“过去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出口重心侧重于欧美市场。从目前来看，欧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毕竟其在吸纳产品能力方面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必须考虑分散布局。这两年我接触了许多企业出海的案例，深感市场分散化极具潜力。尽管分散后有一部分产品可能会通过转口贸易最终流向欧美，但扩大其他新兴市场的份额仍有挖掘空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原高级经济学家胡捷在第111期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的新重点梁明分析认为，“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发挥外贸创新发展的作用，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优化升级货物贸易结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并创新发展数字贸易；二是拓展双向投资的合作空间，既要通过扩大利用外资来强化资本形成、优化供给和带动就业，又要通过高质量的对外投资推动中国商品、服务和标准“走出去”，从而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做大中国经济规模；三是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特别是要加快以AI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需求。胡捷认为，外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都至关重要，它对拉动中国经济循环——不仅是外贸相关的循环，也包括内循环——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外贸角度讲，我们现在实际上处于‘大乙方、小甲方’的地位——我们买得相对少一些，卖得更多一些。这导致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相对偏弱。我们要通过努力，把自己变成‘既是大乙方也是大甲方’，这样在国际经济博弈中才会有较好的谈判地位。所以，扩大内需也是战略级的考量。”胡捷表示。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娟近日发表公开评论，认为“十五五”时期要同等对待商品与要素跨境双向流动，“我国发展到目前水平，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她表示，下一步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既是开放也是改革。其中，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是核心议题，也是我国国内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些领域中也有一些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利益的不合理要求，需要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在总体相通相融中维护我方合理权益。”她说。具体来看，产权保护要求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特别要在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高标准保护；产业补贴不仅涉及出口企业和产品，更涉及减少取消补贴、实现公平竞争，并使合理保留的补贴透明化；环境标准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引导生产要素在国内外市场上的配置更绿色；劳动保护要求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在劳动报酬、工作条件、工作时长等方面合规合法，促进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政府采购要求国内外企业有平等参与的机会；电子商务要求各国在商品、服务和数据跨境流动、电子支付、网络安全等方面加强国际互认和合作；金融领域要求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减少企业在融资方面的不公平，同时在资本流动、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的金融监管政策与国际金融规则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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